其理由在于：租税法定内所内含的法律保留依赖于分权结构、人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构架，这些制度在82宪法制定时都被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拒绝，中国政府是直到1990年公布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时才第一次正面接纳和肯认‘人权一词。

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临时宪法意义上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中没有人名。真正的宪法产生于民意，民意产生的基础是言论自由。

越南由于内战的原因，它的人名入宪在1980年。如果对人名宪法作单一意识形态宣示的理解，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与公民表达自由相冲突，而失去表达自由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这就使宪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因此，是中央决策与民间意向的合拍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出台。2003年非典的肆虐暴露出我们体制上的许多问题，人们对生命权、健康权的高度关注以及因此而向政府提出的更高水平的管理和服务的要求，是促使宪法修正案第26条和第29条关于紧急状态规定出台的直接原因，这些社会要求促成了宪法的修正。制度允许它们出现，制度应该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制度甚至在鼓励它们出现，否则制度设计者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关于提案和表决之间的衔接。

党的十二大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我国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为将近3000人计算，五分之一是近600人。1980年代以后，部分宪法论著将1954年宪法乃至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元首制称为集体决定的内容和个人表现的形式[29]，有学者称其为我国国家元首制的特点。

[10]当然，若要识别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则又必须证立另一前提：即使缺乏国家元首的明文表述，宪法也会对充当国家元首的国家机关或其组成部分有所规定。由此观之，我国官方对于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的表述似乎仍存在些许顾虑。另外，基于国家元首的常设性，全国人大仅在会议期间行使权力，也应当排除。[27]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页。

首先，国家元首是国家机关或其组成部分，任何政党、宗教等社会团体的领袖或者机构均无法充当国家元首。据肖先生的叙述，现行宪法颁行之时，学界对这一问题见仁见智，而大多数学者与其持相同的观点。

国家元首的权力既可以是实体性的，也可以是程序性的，二者既可兼而有之也可只居其一。根据主流观点，现行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为我国国家元首。依据这一界定，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元首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从地位上看，国家元首是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那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较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为何更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1978年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

其理由便是：宪法的起草者和国家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初衷就是安排一种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兼容的元首制度。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仍是实质的最高权力标准。潘灯、单艳芳译：《西班牙宪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37]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但从总体上说，国家主席即国家元首这一观点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就认为：元首历来不是主席，而是主席和常委会。

（一）基于政治实践的认定方法及其局限采用这一认定方法的学者试图从政治实践中寻找事实依据来认定我国的国家元首。[39]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 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30]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部分国家的宪法文本还以专章、专节的形式就国家元首机关进行集中了规定。其二，在中国政府官方网英文版中，The Presiden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板块有如下介绍：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Head of State， as well as the suprem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16]中文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是中国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国家元首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外交豁免和外交规格、礼仪等一系列问题。但对照表3，国家主席并不享有召集议会权与统率武装力量权。[19]必须承认，这一论断对于当时直至后世的学界以及政界影响极大。

邹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1.以实质的最高权力为认定标准基于这一认定标准的学者主张，由宪法授予实质性最高权力的国家机关即国家元首。

另外，尽管苏联1936年宪法中没有最高检察院的建制，但却设置了苏联总检察长。刘少奇作宪草报告的日期是1954年9月15日，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的日期是1954年9月20日。

[27]综上所述，基于立宪原意的认定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将国家元首的认定问题置于新中国制宪以及修宪历史中加以探究。现在又经过中共中央的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去掉了好。

这三项分别是使节权、缔约权与对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权，它们与国家元首的最高代表性存在密切的关联。由此观之，将其作为个体元首在逻辑上可以自洽。[49] 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1]自不待言，这一特定机关即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

综上所述，可以确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国家元首一直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所对应的国家机关不尽相同。见王惠玲：《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以107部宪法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从1950年代开始，宪法学者分别采用以下方法对我国国家元首进行认定。但问题是，我国的宪法以及下位法对此均语焉不详，国家元首在我国仅仅是学理概念而非宪法概念和法律概念。

但是否存在外延清晰的元首职权则确实有待商榷。但鉴于宪法文本中并无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的句式结构，笔者未在该表中列出。

长期以来，这一标准一度被视为认定国家元首的规律性法则。判断某个国家机构或其组成部分是不是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判断其是否完全符合国家元首的特征，而据以判断的基本依据仍是宪法文本本身，而不是政治实践以及其他。这一观念的产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谁是国家元首并不清楚，1978年宪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2]又如，有学者通过考察国家主席的政治与外交活动得出结论：……加之，近些年来，国家主席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充分演示了国家元首的角色。尽管这些政治实践或许符合我国的国情并实际发挥了一定功效，但却存在偏离宪法规范的嫌疑。

然而，这一方法在逻辑上依然存在局限。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是在听取了宪草报告以后方才进行表决的。

[22] 李维汉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初稿上原来没有这一条，经过讨论，大家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应该有一个定义，后来就写了这一条。在我国，众多宪法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界定。